系列第二篇：
驰骋太行前线的新闻战士——何云
抗战时期的武汉新华日报社曾有这样一个有趣又温暖人心的故事：1938年2月，报社派人协助正在大战中心地区徐州采访的记者陆诒，同时还给他带去了一包慰问品和一封编排部众人合写的慰问信。信的开头几句是这样的：“你离开汉口后所寄通讯都收到，一到我们就编、就发，你跑前线很辛苦，有时也吃不好睡不好，免不了有时要碰碰钉子，走点冤枉路，说不定有时情绪不太好。我们在编辑部里时时谈起你、想念你。我提议每人凑几毛钱，买几包香烟和一点糖果，聊表心意。让你提高提高情绪，再接再厉，多发战地通讯！”看到这些，《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颇为感触地说：“像这种慰问信和慰问品只有你们《新华日报》有，老陆，如果你再不拼命工作，将何以见江东父老？”[1]这几句关怀备至且又热情洋溢的话就是何云写的。
1939年《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后沟村创刊后，何云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他既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也是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特别是他领导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是华北敌后新闻事业的一面旗帜，被称为“华北人民的喉舌”和“华北抗战的向导”。[2]在太行山办报的过程中，何云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宣传敌后抗战，克服了敌人封锁、物资奇缺、战斗频密等各种困难，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战争环境下办报的“太行奇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闻人奋勇前进。
何云[3]
少年立志思报国，满腔热情试锋芒
何云，原名朱士翘，1905年生于浙江省上虞县朱巷乡。他的父亲体弱多病，平时主要靠母亲做针线活贴补家用。由于家计艰难，何云经常一边放牛一边读书。1918年高小毕业后，他还当过乡村教师。生活的重担压不灭青春的热情，何云在青年时代就树立远大理想，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9年，受到“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何云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8年，他舍家纾难，前往上海，在复旦大学学习了半年后，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九一八事变后，何云和一些爱国青年毅然停学回国，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漫漫征途。
1933年3月，何云出任“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宣传部长，负责协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领导的“民族解放大同盟”开展工作。同年6月，由于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何云被上海国民党宪兵司令部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凭借坚强的革命信念抵制了敌人的酷刑和利诱，后经党组织积极营救得以出狱。出狱后，何云按照党的指示到南京《金陵日报》做要闻版编辑。该报虽然经营多年，但办报水平不高，业绩平平，影响不大。虽然四年的铁窗生活让何云的身体十分虚弱，但他一刻也没有松懈，与报社同事一起坚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消息，报纸尽扫陈腐之气，深受读者欢迎。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党中央在南京筹备出版《新华日报》，何云被调到该报任国际新闻栏主编。他将国际新闻办得十分精彩，成为报纸的一大亮点。但当时西安是国统区，国民党对此百般阻挠，几经交涉无果。后经《新华日报》总馆批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决定，由何云赴太行建立《新华日报》华北分馆。1938年，何云欣然担负起党赋予他的这一伟大使命，开始了在太行山办报的革命生涯。
敌后办报，创造“太行奇迹”
太行山上，烽火连天、环境偏僻、信息闭塞，在这里做新闻工作，困难超出想象。然而，何云带领报社成员克服了人才和物资奇缺、运输不便等困难，最终在1939年元旦出版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第一期报纸。
办报初期，报社精通新闻业务的干部极少，大多数人对办报一窍不通。何云与北方政治部研究后，将原晋冀豫区党委的机关报《中国人报》合并到《新华日报》华北版。他还办起了训练班，亲自给他们讲新闻理论知识，手把手教采编的基本技能，以加强人员的新闻素养。在训练班的基础上，何云吸收了一批从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文字和美术工作者[5]，进一步充实了报社的人才队伍。
1941年驻扎在山西辽县山庄村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同志资料图[6]
解决了人才问题，物资难题又摆在了面前。当时办报经费极度短缺，加上日军封锁严密，采购运输也非常困难。一部破旧的印刷机、一架土制的铅字架和一副老五号的铅字，就是《新华日报》华北版筹备时的全部家当。一无铜模，二无铸字炉，更没有打纸型的设备。[7]印报用的四开铅印机，因没有动力，所以全靠人力摇把。四个小伙子轮着摇一个钟头只能印500份左右, 印一期报纸需用十几个小时，[8]严重影响了报社成员的工作效率和报纸刊发的时效性。
面对这些物资困难，何云带领同志们自力更生：没有新铅印机，就自制字模；铅不够用，就用木刻代替铅字，或从民间收购锡制烛台、灯盏和油壶等，采用铅、锡、锑合金浇筑铅板；没有纸张和油墨，就自己制造。老五号铅字经过巨大的滚筒挤压与频繁使用，不久就变得模糊不清。面对此种情况，何云广泛发动群众出主意，召开“诸葛亮会议”，组织知识分子和工人联合攻关，最终创造出“半铅模”手制打纸版的大刷子和土纸打版的简易办法。[9]他们还上山砍油松自造油墨，下乡收麻头、破布、烂鞋自制麻纸，办报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了。
为了弥补因没有照相机而不能在报纸上发照片的缺憾，何云建立了木刻室为报纸配插图、画连环画。他要求每一期都要为报眼配一幅图，图画主题由他拟定，再由木刻室进行刻制。据不完全统计，报社三年多时间共刊出报眼木刻370幅，插图42幅，连环画13套，成为华北《新华日报》的一大特色。[11]
鲁艺木刻工作团编辑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敌后方木刻》专版[12]
“背着报馆打游击”，“笔杆与枪杆齐舞”
对太行山上的新闻人来说，他们不仅要办报，还要准备应对敌人的“扫荡”，与敌战斗、周旋。何云曾对同志们说：“在地方办报，只是笔杆抗战而已，可在此地，则是笔杆与枪杆齐舞。”[13]为了安全，报社常常是在游击状态，不停更换社址，装备也需要尽可能地轻便、方便移动，因此，何云组织专业工人把铅字改小，制成了小型轻便活动的铅字架和小型的脚蹬印刷机。连同电台、纸张、油墨在内的全部印刷器材，只需三四匹骡子就可以驮走。“三匹骡子办报纸，背着报馆打游击”是何云和报社全体同志用智慧、汗水和鲜血成就的壮举，也体现了抗战时期党的新闻工作者的集体智慧。
华北新华日报社当时使用的印刷机[14]
在战争环境里办报，何云不仅是社长、总编，还是一个战斗指挥员。无论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中，他始终带领同志们排除万难，坚持把国内外重大新闻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发挥党媒的喉舌、桥梁和纽带作用，使得华北军民即使在斗争最紧张的时刻，也依然能听到党的声音，看到胜利的曙光。1937年7月初，日军为打通白晋线，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新华日报社处于孤立之境。正在潞城开会的何云担心同志们的安危和报社的工作，连夜飞马赶回，途中不料与日寇遭遇。机警的何云立马调转马头奔上山岭，躲过了敌人的机枪扫射。返回北方局和领导研究后，他又指挥全社同志，冒着敌机猛烈的轰炸和扫射，跨过齐腰深的漳河向东撤退，将印刷机器和铅字等重要物资安全转移。[15]何云率领着这支颇具战斗力的新闻队伍，在隆隆枪炮声中钻山沟，住山庄，见缝插针，抢编抢印，在激烈的反“扫荡”中，日刊两万多字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从未中断出版。
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报社成员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战斗精神更加高昂。报社出版的一张张报纸，如一颗颗威力十足的炮弹，直指敌人的要害，成为敌后一座坚不可摧的文化堡垒。朱德总司令对华北《新华日报》极为关心，欣闻《新华日报》华北版连克难关、节节胜利，特地派人送来100银元，并写信鼓励：“继续提高创造热忱，不断克服可能到来的任何困难，使敌后抗战的文化工作更益前进。”[16]
华北《新华日报》出色的宣传和影响，也极大地鼓舞了华北军民的抗敌斗志，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成为揭露和打击敌人的一支嘹亮的号角。1940年8月，为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何云带领报社成员在阵地一线抢发新闻，将八路军的辉煌战果飞传华北各地，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军民对日斗争的响亮号角。
由八路军参谋处编写、华北新华日报馆印发的《华北交通总攻击战捷报》[17]
求真务实，春风化雨
在前线办报的过程中，何云不断探索、总结，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他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闻工作，他参与写作的《战时新闻工作讨论大纲》和《新民主主义的新闻政策》，对战时新闻工作的性质、内容和任务进行了探讨，是对马列主义办报思想的生动阐发，推动了党的战时新闻事业的建设和对敌宣传斗争工作的开展。
何云还特别重视国际时事的评论，发表了《论德波关系》、《新时期中的敌寇困难》等深受读者欢迎的评论文章。1940年8月他在《再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中写道：“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我们强调自力更生，但我们也要求把握国际间每一波动，分析每一微妙的关系，看清形势，善于利用帝国主义的每一矛盾，助敌者敌之，助我者友之。”何云思路开阔，识见不凡，眼光敏锐，分析透辟，善于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抓住问题本质，引导民众穿越迷雾，看清大局，从而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18]
在日常的工作中，何云殚精竭虑，非常负责，把报社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从宣传报道的方针，到各期内容的编辑、排版、校对、印刷、发行，每个环节都严格地审查，亲力亲为。妻子吴青在回忆文章中曾提过这样一些细节：“夜深时分，油灯下，见到他苍白的脸上发着一层油光，两眼更加凹进去了，眸子更加放大了，手不停地挥动着毛笔，在写信，在写稿，大小问题一大堆塞满了他的脑子，使他不知道疲倦，不知道休息……”[19]
在与同事的相处中，何云也是一位极富人格魅力的师长。有一天晚上，何云口授一篇国际评论，由秘书赵棣生记录。由于夜深人困，加上山西人赵棣生听不清何云的浙江话，把其中一句“希特勒德国包围苏联”写成了“希特勒德国保卫苏联”。何云看后哈哈大笑，“小赵啊小赵，希特勒还保卫苏联？”[20]“敬爱如师长，谆诲如良师”，何云宽广的胸怀、高尚的品格如春风化雨般影响着报社的每一个人。
何云为“九一”通讯员代表大会的召开所作的题词手稿[21]
血染太行，新闻斗士壮烈殉国
1942年5月，疯狂的日寇向太行山发动了铁壁合围的大“奔袭”，将魔爪伸向了华北《新华日报》驻地辽县麻田。何云接到八路军总部发出的通知后，立即召集全社人员进行反“扫荡”动员。25日拂晓，他带领大队人马紧急转移。枪炮轰鸣，硝烟弥漫，报社和总部失去了联系。28日黎明，敌人开始搜山，何云带领一小队人马向外突围，不幸被山上的敌人发现。绝境中的他极为镇静地对身边的同志说：“不要把子弹打光，留下最后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决不能活着当俘虏！”[22]激战中，何云背部中弹，立刻倒在血泊中。敌人撤退后，战地医护人员将何云救醒，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的伤不严重，快去抢救倒在那边的同志们去吧！”当医护人员检查完别的伤员再来看他时，这位一直在前线的新闻战士已经流尽最后一滴血，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终年37岁。
在这次大“扫荡”中，46位新闻烈士血荐轩辕，壮烈殉国，另有11人失踪。1942年7月8日，华北《新华日报》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在“反扫荡”中牺牲的何云、黄君珏等党的新闻战线上的优秀战士。9月1日，“第九届记者节暨追悼青记总会北方办事处主任何云及全体新闻界殉国烈士纪念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会上，“痛失前锋”四个大字书于白幡之上，杨尚昆深切缅怀、介绍了何云光荣战斗的一生。陶铸在《沉痛的哀悼》中写道：“每当听到一个同志牺牲的消息时，总会引起我们无限的哀痛。他们都是在沙场上视死如归，或在法庭上临危不屈的壮士，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他们的牺牲不仅是党的而且是全国人民的无可弥补的损失!”[23]《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饱含沉痛，遥寄《哭何云同志》挽诗一首：
文章浩荡卫神州，血溅太行志亦酬。
党报事艰来永日，同侪心痛老成休！
云山遥祭挥无泪，笔阵横开雪大仇！
后死吾曹犹健在，不教胡语乱啾啾！
陆定一同志题词[24]
岁月无疆，英雄不朽。何云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一个新闻战士的热血忠魂：28岁被捕入狱，这个身单力薄似文弱书生的新党员虽身陷囹圄，却一身铁骨，坚贞不屈。在创办华北《新华日报》的过程中，他驰骋太行大地，以笔墨作刀枪，视险如夷，带领全社工作人员“火线办报”，创造了敌后办报的“太行奇迹”。即使在最后的时刻，他仍然沉着镇定，把一腔热血洒在了华北抗日后方的大地上。
丰功伟绩，彪炳史册。新中国成立后，在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人们将何云烈士的忠骨重新安葬，他的墓碑与左权将军比邻相望。2014年，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何云名列其中。
何云同志之墓[25]
时光荏苒，硝烟散尽，微光如炬，薪火相传。“希望后起者，同志气相连”。新时代新闻学子应该努力接续传承红色新闻基因，继承何云同志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攻坚克难的创业精神，学习新闻烈士们克苦自励、自学不息的态度，学习他们心系苍生、无私无畏，对党、对人民、对新闻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从而使我们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承担起新时代新闻人的责任和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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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建设，王怡然.号角与战鼓——晋察冀战地记者[M]，2020年10月第一版，新华出版社，2020：开头页.
[15] 王建设，王怡然.号角与战鼓——晋察冀战地记者[M]，2020年10月第一版，新华出版社，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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