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刻刀迎战日寇的青年木刻家——赵在青

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有一本木刻连环画深受百姓欢迎，叫做《崔贵武的家》，它是一部反映根据地木刻艺术革新的作品。在此之前，根据地的木刻技法有明显的欧化倾向，作品中的人物经常被百姓评价为“阴阳脸”、“反面人物”[1]、“满脸毛，不好看，最好有颜色”[2]。（注：如图2）但这本连环画的画面生动开阔，线条简练明朗，借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诸多艺术元素，反映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而这本优秀作品就是由前方鲁艺青年木刻家赵在青创作的。

图1：赵在青的木刻连环画《崔贵武的家》[3]

图2：马达的黑白木刻作品《一二〇师贺龙师长》[4]

在短暂的二十二载光阴中，他坚守太行抗日根据地，积极投身敌后木刻宣传工作实践，为木刻作品向大众化、通俗化和民族化方向转变做了许多尝试，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木刻作品，并与其他木刻活动家一起繁荣了山西地区的木刻艺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里，他坚持用木刻作品动员民众，在敌后宣传阵地上不懈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参与办报，逐步热爱木刻版画

图3：原前方鲁艺美术系学员寒声为赵在青绘的画像[5]

就在这一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等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率领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二九师等部队、机关，渡过黄河，翻过崇山峻岭，突破重重封锁，转战到晋东南一带，开辟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的斗争艰巨而激烈，这就意味着党不仅要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还要通过开展文艺斗争来团结各阶层的力量，从而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天下艰难际，时势造英雄。文艺斗争的需要为从小喜欢画画、美术功底扎实的赵在青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图4：《胜利报》[6]

除此之外，赵在青还与同事寒声共同创办了一份《胜利画报》，二人团结协作，亲手将标题、插图绘制在药纸上。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赵在青逐渐喜欢上了木刻画，还自制了几把木刻刀具，尝试着学习木刻画。[7]

鲁艺学艺，钻研木刻终成佳作

一颗热爱的种子，必定会去寻找春天和土壤。1941年初，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开始新学年招生，赵在青提出到鲁艺美术系学习的要求，并得到了党组织的支持。[8]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简称“晋东南鲁艺”或“前方鲁艺”、“太行鲁艺”，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于1940年1月1日成立的，主体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派来的干部教师。[9]3月22日，赵在青离开报社正式去该校美术系报到，开启了他的木刻艺术生涯。

在晋东南鲁艺美术系学习的第一年，赵在青就调入了鲁艺木刻工作团，自此，他的绘画和木刻才华得以充分施展。该团于1938年冬成立，起初由胡一川、罗工柳、彦涵和华山四人组成。同年11月24日，这支“木刻轻骑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杨尚昆与李大章的带领下离开延安，深入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美术宣传工作。[10]为了更好地开展木刻实践，1940年七八月间，工作团的胡一川、罗工柳等人到冀南办木刻训练班和木刻工场。次年一二月间，他们重返太行山。工作团的团长胡一川回延安汇报工作，其余人员则由罗工柳率领，组织木刻连环画创作。

图5：《敌后方木刻》1939年10月第五期[12]

丰富的经验、娴熟的技艺，使得赵在青的木刻作品在取材、构图、刀法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赢得了业内同行和百姓的一致好评。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厚，民族观念、爱国主义思想强烈。[13]因根据地地处前线，赵在青能亲身体会到战斗的残酷性，再加上从小在农村长大，很了解群众的欣赏习惯，所以他深知木刻连环画这一形式在战时宣传的直观性、大众化的优点。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创作了《上冬学去》等不少质量较高的单幅木刻画，而且还刻了一本套色木刻连环画《崔贵武的家》。在这幅作品中，赵在青摒弃了西方以明暗法为统领的技法，采用中国传统的单线条和套色水印技术，使作品呈现出淳朴、敦厚的特点，更容易被群众理解、认同和接受。

加入木刻工场，自力更生坚持战斗

在赵在青加入鲁艺木刻工作团不久，为了更好地扩大宣传，留守在山西长治的彦涵和艾炎同志就在党的指示下，利用新年画的经验，重建“晋东南鲁艺分校木刻工场”，简称“木刻工场”。

1941年，赵在青所在的木刻工作团并入木刻工场，工场的人才队伍不断充实。该工场的主要任务是：大量印制木刻画，广泛散发到人民中间去。[14]这就意味着艺术家们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技法要考虑到大批量生产的要求，所以这一时期赵在青的作品也体现出当时的创作特点：色彩简洁明快，运用粗线条勾勒人物轮廓。

木刻工场是一个充满智慧与战斗热情的集体。在敌人反复“扫荡”的战争环境中，工场需要不断迁移，但成员们始终以战斗者的姿态投入到根据地的斗争和木刻实践中。物资的缺乏、简陋的环境并没有让赵在青和他的同事们放弃敌后新闻宣传工作。一位国际友人曾这样评价他们：“在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战争中，有哪一个国家的版画家到敌人后方去战斗？只有中国！中国版画家用鲜血和献身精神谱写了中国新兴版画史。”[15]

图6：鲁艺木刻工作团年轻的艺术家们在山地行军途中[16]

图7：鲁艺木刻工作团在雕刻和印刷版画[19]

认真朴实，对待朋友重情重义

在长期的工作和学习实践中，赵在青给人留下了勤劳认真、朴实热情的印象。山西省“人民艺术家”寒声在回忆起与他工作的往事时说：“战争年月，大家的行李都很简单，他背一个小小的行李卷，鼓鼓囊囊的军用灰色挎包上系一条白毛巾和一个搪瓷茶缸，这就是赵在青的全部家当。”[20]

在工作中，赵在青十分善于思考和钻研，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他都要弄明白。与人在一起聊天交流时，他特别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有事没事都会与人开展一场辩论。在那段艰难的战争岁月里，这种不必解决问题的自由辩论，对他们日常的生活起了重要的调节作用。[21]

赵在青也是一位重情重义的人。1941年初，与他朝夕相处、感情深厚的《胜利报》记者陈宗平在深入冀西前线采访时牺牲。当时他正在向赞皇县北区进发，途中不幸与伪装成八路军游击队的敌伪武装遭遇，他宁死不屈，最终被敌人残忍杀害。赵在青闻此噩耗，立马推迟去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的时间，与众人一起为陈宗平烈士筹办追悼会。直到3月22日，太行山区广大文化工作者及当地群众千余人，为陈宗平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后，赵在青才离开报社去学校报了到。[22]

入木三分超利剑，英烈热血洒太行

1942年2月，日寇发动“扫荡”，木刻工场的设备、物资遭到严重破坏，艺校全体成员迁到麻田镇沁泉村。自这次“扫荡”之后，敌后形势空前的严重，他们在战争空隙里主要的工作就是背粮和备战，工场一直没有正式恢复起来。因此，这一年春，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大多数成员都调回了延安，但赵在青等人仍坚守在太行抗日根据地。

5月，日寇重兵压境采用“铁壁合围”战术向太行腹心地区举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工场成员再次化整为零，连夜随八路军总部进行突围。赵在青临危不乱，出发前还在帮助战友将行李一起坚壁在驻地清泉村后山沟的岩缝里。[23]在辽县（今左权县）东南的十字岭，敌人用六架飞机配合地面炮火猛烈围攻，赵在青立即协助鲁艺大批人员转移。在与敌人搏斗的过程中，他不幸中弹，从悬崖上摔了下去，牺牲时年仅22岁。与他同时牺牲的还有一位木刻工场专门负责印画的乔云同志，年仅15岁。

鲁艺的师生们怀着悲愤的心情从清泉村后山沟的一个岩缝间找到了赵在青转移前寄存的行李，接着又为他和所有牺牲的战友召开了追悼会，表达了对赵在青等烈士的深切怀念。

木刻家邹雅曾与赵在青一直生活战斗在一起，得知他牺牲的消息后，一再感叹：“可惜啊！在青是木刻艺术很有希望的好青年！”[24]彦涵、罗工柳、胡一川等老一辈木刻家直到数十年后，仍然会忆起赵在青这位优秀的青年木刻家。彦涵在他的回忆录《谈谈延安——太行山——延安的木刻活动》中提到在“扫荡”中不幸牺牲的工场成员时说：“这些同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并载入了史册。”

缅怀英烈后人永铭记，木刻展示佳作传世间

去时少年身，归来英雄魂。1995年春，赵在青的胞弟和侄儿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在家乡为他设衣冠冢立碑纪念，当时年近八旬的“人民艺术家”寒声饱蘸真情为赵在青烈士撰写了碑文、挽词。挽词中这样写道：“矢志反侵略英才画笔入木三分超利剑；热血洒太行烈士怒火对阵千尺照天烧。”[25]1959年12月9日至12月24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了“1931-1949中国木刻展览会”，在该展览会的作品目录中，还列有赵在青的作品“崔贵武的家”之一部（二幅）。  

图8：“1931-1949中国木刻展览会”赠品[26]

图9：记有赵在青作品名称的一页[27]

1946年，榆社县烈士陵园建成，碑上刻着包括赵在青内的130多位烈士的名录，之后，陵园搬迁至箕城镇板坡村东笔架山。

为了形象生动地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发动群众积极抗日，赵在青满怀爱国与艺术激情参与敌后根据地的木刻宣传工作。他不仅是文艺工作者，更是可以拿起刻刀上阵杀敌的新闻战士。在极其艰难的战争环境中，他凭借着这股勤劳刻苦、坚持不懈的学习探索精神经受锻炼和洗礼，将艺术的花朵洒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个角落，用自己的生命谱写出华美的艺术乐章。

缅怀英烈，奋力前行。我们要牢记新闻人的历史使命和优良传统，从赵在青烈士的光辉事迹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在生活中时刻保持新闻敏感，利用自己的专业特色发现、感受、记录身边的故事；坚持群众路线，深入百姓开展新闻实践；提升专业素养，锻炼扎实的业务功底，为之后的新闻工作积蓄力量。

祖国不会忘记，他为中国抗战时期艺术宣传所做的贡献；人民终将铭记，这位遇强敌而不惧，临死神而不屈的年轻战士！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