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11月5日召开的北京论坛2020•健康传播分论坛上，我院副院长庞慧敏教授分享了她的论文,《信任与健康教育介入：对我国中西部某大学女生HPV疫苗接种的认知行为影响研究》。

同时，接受了北京大学“PKU健康传播”的线上专访。访谈中，庞慧敏教授以探讨HPV疫苗在中西部的使用问题为出发点，以小见大地阐发了整个健康议题在传播中的信任机制问题。

以下为PKU健康传播与庞慧敏教授线上专访完整记录的转述，转载如下：

Q:庞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首先想请教您，您最初为什么想研究与HPV相关的话题？

庞慧敏:一方面是受了我的研究生张婧伦（本次分享的汇报人）的影响，她是18级的学生，想做关于女性的健康传播议题。2018年，HPV疫苗处于即将在大陆传播开来的阶段。尽管当时HPV疫苗还没有进入大陆，但有很多的女生，包括我朋友的孩子以及一些年轻的朋友，已经去港澳打疫苗了。

所以，我们一开始把研究地域放在国内与周边国家，婧伦也做了访谈和前期的实验研究。但由于各种事情的堆积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我们的报告还未做完，疫苗已经被引进到了我国东部地区。于是我们转换了研究方向，缩小了研究范围：从女性到女大学生，再到中西部地区的女大学生。我们更想关注在疫苗还没有普及的地区，人们对HPV是如何理解的，怎么去推广HPV疫苗，如何提高大家对HPV疫苗的信任度等问题。

Q:我们也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社交媒体是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但大家对社交媒体的信任程度反而不高。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庞慧敏:在我做的健康传播的研究里，大家信任程度最高的信息来源是医院和医生。因为健康信息本身属于一种科技信息，且与人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密切相关。

互联网的特性在于所有的信息都可以传播，健康信息作为一种软性信息，敏感度较低，不会有更多的人对信息进行审核。这导致虽然我们能从新媒体上非常容易地获取健康信息，但重点在于如何甄别真伪。所以，我们遇到健康问题之后，不会直接信任从网络上查阅到的信息，而是去找专业机构进行求证，然后才会对自己的身体采取措施以保证自己的健康。

Q:也就是说大家先从网络上获得健康传播的信息，再去找信任的渠道求证。那么医院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自己的面向大众的宣传系统，例如建立自己的公众号，直接发布权威信息，从而提高传播的效果？

庞慧敏：医院之所以很难进行健康信息的传播，首先是因为它主要关系到国内医院经营运行模式：一方面在于医生少，病人多。尤其"好医院"里的病人更多，优质医疗资源相对不足，最终易导致医患比例失调。

从我们自身的生活经历来看，得病后的我们总想去医疗资源最好的医院，因此医改中的分级医疗体系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实际上仍然没有解决医疗资源相对集中的问题。

信息传播也是如此，我们希望获得好的医疗机构信源的信息，但专业医生的数量和时间都是非常有限的，上层的医院在医疗资源都已经缺乏的情况下，更缺少渠道和精力去进行信息资源普及。

而另一方面，医院的这种状况也容易导致医患矛盾的发生，加剧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也限制了医院的健康普及工作的推进。

其次，之前大众对社交媒体的了解更多，缺乏对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宣传系统的认识。例如张文宏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也一直讲健康传播，但当时他得到的关注其实是不足的，直到新冠疫情期间他才家喻户晓。

最后，尽管媒体也会邀请一些医生，但媒体的盈利性促使他们必须进行广告经营、产品推广，这自然而然降低了媒体的可信度。

Q:所以医院本身负担较重，再兼顾健康信息传播的难度较大。那么新媒体能否改进自身，提高大家对新媒体的信任呢？尤其是让中西部地区减少健康信息的获取障碍？

庞慧敏:东部地区的人们了解的信息多，可能与东部地区医疗资源丰富有关，东部地区拥有的疫苗等医疗资源更充足。

其实新媒体的传播本身没有界限，但接收信息的人会受到自身的观念限制，从而阻碍了新信息的传播。所以熟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例如东部地区的同学给中西部地区的同学宣传HPV，或者亲自去东部地区打HPV疫苗的同学回来向同学们宣传HPV。

所以新媒体要想更好地传播信息，也要注意做好社群传播。就像丁香医生、好大夫网等平台，专业人群聚集在这些网络社群，为非专业人士提供可信度较高的信息。当社群成员对信息感兴趣，信息传播会更加有效。另一种是患者社群，通常是患某一种疾病（尤其是癌症）的病友们组成一种社群，患者们凭借自己与医生交往的经验，在社群里交换信息、分享经验。也会有医生加入到这种社群里，定期在社群中进行健康传播的宣讲，患同一种病的人会对这样的宣讲非常感兴趣。

Q:您之前的分享指的意见领袖更多的是医生和媒体人，刚刚提到的患者社群也是相对封闭的一个小圈子？是否可以建立现实中的、相对没有范围限制的社群？它的传播效果如何？

庞慧敏:线上线下都是社群传播的重要形式。当前社区的意义越来越重要，社区医院就会在社区进行健康传播。现在新冠是很多人群共同关注的大病种，但现实中日常的病种是很多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关注不同的病种，你说的“范围限制”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针对性”强的优势。

Q:让我们再回到女性健康的问题上来。我们了解到，女性在卫生条件差的情况下会更容易患宫颈癌，所以使用质量好的卫生巾也是预防宫颈癌的一种措施。在疫情期间发生了“姐妹战‘疫’安心活动”，为抗疫的医务工作者捐赠了大批卫生巾，解决了她们的燃眉之急。以及前段时间华东政法大学发起“反对月经羞耻，设立卫生巾互助盒”的活动。在网络传播下，这些活动得到了众多高校的迅速响应，您怎么看待传播在其中起到的效果？

庞慧敏：我认为这是关注女性健康、关爱女性的一种表现。像是在大学里推广安全套的使用，我认为这同样是一种健康行为的推广。

传统意义上的健康传播强调健康的、科学性的推广。例如宫颈癌的筛查，它于2010年左右技术成熟，并在全国地区免费提供筛查，最重要的是它能够给农村妇女提供免费筛查，让农村女性提高健康意识。这既是一种科学认知方面的传播，也在文化方面促进了健康知识的推广。卫生巾互助活动虽然不符合传统的健康传播定义，但它也是一种文化行为，也能从侧面推动健康传播的发展。

寄语

“新冠疫情让大家对健康信息、健康传播的关注度显著提高，这是好事。但我们应该真正潜心去做健康传播研究，而不只是因为它拥有当下的热度。只有我们真正热爱健康传播这个领域，才能真正做出有助于健康传播的研究。”——庞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