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日，山西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文瀛·新传讲堂”系列讲座第六讲成功举办，本场讲座嘉宾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朱春阳教授，讲座的主题为“媒介融合时代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研究”。本场讲座在腾讯会议室举行，由山西大学新闻学院邢云文院长主持。

主讲嘉宾简介

朱春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长，《新闻大学》常务副主编，先后入选复旦大学卓识杰出人才、教育部青年**、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等，目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公共关系学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管理学、政府公共传播。

讲座主要内容

朱老师讲座的主题是“媒介融合时代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研究”，侧重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分析媒介融合的由来和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了未来新型主流媒体的发展路径。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什么是媒介融合？

朱老师指出，媒介融合就是原本非常清晰的区域和行业边界，随着传播形态的融合导致了边界的模糊。新媒体的进入，消除了报纸、广播、电视之间原本清晰的界限。与此同时，技术的改善降低了空间的差异性，打破了区域之间的壁垒。这就意味着，在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中，需要重新界定垄断的行业标准和规模。

实际上，美国1996年颁布《电信法案》正是在产业融合之后，对新的市场规则作出的调试。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媒介融合发生在20年前，中国也在十年前形成了一个高峰。美国的媒介融合是由产业驱动的，而中国的媒介融合更直观地讲，是官方媒体如何与新媒体之间更好地融合。

自上而下的媒介改造行动

朱老师认为，正是基于传统媒体在舆论场中的表现，中央希望它向新媒体学习如何成为引导舆论的旗手。中央肯定了新媒体的进步意义，提醒并督促传统媒体要向新媒体学习这种公共沟通的技术。

政治沟通的框架变迁

朱老师指出，一个有限政府要想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必然要与其他力量进行协商、沟通，并基于共识提出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案，从而推动社会发展。也就是说，国家治理的前提是，有限政府与多元社会力量之间如何通过沟通协商，达成共识。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来看，必须打造一个“能说会道的、可沟通的政府”。

传统主流媒体和新型主流媒体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传统主流媒体是以正面宣传报道为能力结构的主体。新型主流媒体则强调正面宣传能力和危机沟通能力协同发展。因此，那些在危机时刻不能发挥作用的媒体则不能称之为新型主流媒体。

传统传播体系：以“三闻”原则为核心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技术的赋权，普通人拥有了可以直抵传播第一现场的权力和机会。与此同时，传播资源出现了“去中心化”的趋势，对“三闻”原则（新闻、旧闻、不闻）带来了挑战。因此，朱老师认为，互联网时代政治家办报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指向应该是，如何实现顺畅的对话、沟通和交流，而不是掩耳盗铃。新媒体平台和新闻发布会作为新时期的增量改革，通常因为没有历史负担，而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但传统媒体由于受到三闻框架的约束，在危机事件发生时“不闻、不说、不沟通”，很容易产生不良的舆情管控效果。

新媒体·新形势·新变化

沟通媒体有利于打造可沟通政府。朱老师指出，面对危机事件，如果地方政府应对得当，那么，百分之七十的**件是可以被消除的。这就意味着沟通媒体在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媒介融合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朱老师认为，现代传播体系有三大特点：全世界在观看、24小时在线、人人都有麦克风。媒介融合是打造适应现代传播体系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必由之路。只有传统媒体不断向新媒体学习，才能成为新型主流媒体

如何建设新型主流媒体？

朱老师指出，传统主流媒体要向腾讯这样的“融合发展大师”学习。腾讯的业务范围包括：信息、通讯、娱乐、商务。媒介融合发展至今，其实就是在腾讯提出的这四个业务框架内加减而已。也就是说，腾讯是融合发展规则的制定者，而上述四项服务都需要通过社区连接起来。朱老师强调，腾讯微创新最核心的武器是基于用户体验、快速迭代、灰度机制这三个关键词。其中，灰度机制保证了用户体验和快速迭代。此外，腾讯的融合发展强调“开放、合作、共赢”。以上三点为媒介融合提供了一个框架性的规范。

朱老师认为，媒介可供性可分为三个维度，即移动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生产可供性。其中，移动可供性是最容易实现的一个方面，而后两者则较难实现。因此，媒介融合未来的两大目标就是实现生产可供性和社交可供性。

与师生在线互动

关于“疫情期间，农村地区小媒介的复兴，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传统小媒介的传播效果和作用？

朱老师认为，人类生活在疫情当中是一种特殊情况，这也意味着人们在疫情中的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换言之，在一种更接近日常化的情况下，这种传播媒介就会退出人们的生活场景。

关于“国内比较成功的媒体融合的案例？”

朱老师指出，国内比较成功的媒体融合的案例包括澎湃新闻、解放日报和上海观察。以解放日报和上海观察为例，它们一方面，大大压缩传统媒体的版面，把编辑记者强力驱赶到新媒体平台上。另一方面，释放互联网原住民的创造力和操作能力，将发稿权重心下移，交给内容创作小团队。同时，增加内容创作团队的策划案，激发内部团队活力，解决了内容供给问题。

最后，邢云文院长进行了总结：

朱老师对媒介融合及其相关问题的讲述和鞭辟入里的分析,让我们拨云见日，解答了我们的诸多困惑。我有三个方面的体会：一、朱老师的讲述使我们对于媒介融合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政治站位的高度。媒介融合不仅是技术发展的推动，更是重新建构政治传播秩序的需要。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家战略高度来看待媒介融合背后的动因。二、朱老师为我们提供了如何正确理解媒介融合的思路。他通过大量的案例，解释了过去我们在认识上的误读和实践中的误区，并对媒介融合发展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三、朱老师不仅告诉我们为什么、是什么，还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他通过对腾讯这一“融合发展大师”的案例分析，使我们明确了媒介融合的发展路径。朱老师不仅提出了现实的问题，指明了问题的本质，阐明了理论上解决问题的逻辑，他的报告已经为媒介融合的发展和新型主流媒体的建构，提供了初步的知识供给框架。